聚焦改革开放40周年 古玩市场起伏跌宕40年

从萌发到崛起

——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

2018年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国策40周年。在这一时间节点,回顾中国艺术品市场走过的40年历程具有特殊的意义。

艺术品市场行情是经济发展状况的晴雨表,虽然其体量、规模较小,但“窥斑见豹”,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化艺术软实力和宏观经济基本面。1978年以来,伴随中国社会的逐步开放和锐意改革,艺术品市场逐渐复苏,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品市场。正如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一样,短短40年间,中国艺术品市场也取得了惊艳世人的非凡成就。

本专题分为回顾篇和见证篇,在深入梳理、解读历史文献的基础上,采访了艺术品市场的资深人士,重要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讲述历史,还原细节,力求从独家视角较为全面地呈现中国艺术品市场走过的40年历程。

回首往昔,瞻望未来,“四十不惑”,中国艺术品市场依然在不断前行的路上……

“鬼市”和地摊时代

经历过激烈动荡的十年“文革”,中国的文物艺术品交易几近停滞。1978年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让国内的文物艺术品交易得以萌发。

但由于当时的诸多政策还不明晰,尤其是1982年颁布实施的《文物保护法》把文物的交易限定在了“指定单位”,以至于刚刚萌芽的文物和艺术品交易不得不走“地下通道”,如在20世纪70年代的上海华亭路旧货市场中,时常会见到有人拿着一些清代民国时期的瓷玉杂件做交易。

随着交易量的逐渐增多,百姓也不见政策的明令禁止,所以时至20世纪80年代末,文物艺术品的交易除部分在政府指定的文物商店、寄卖商行等外,相对较为集中的交易是在一些旧货市场隐秘进行。如1985年北京潘家园的“鬼市”恢复,1989年北京古玩城的前身“北京市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建立。

在许多老一辈的收藏爱好者印象中,当时的文物商店或外汇商店,那里的古董字画、瓷杂工艺品,都只向外宾出售,为国家赚取外汇。而国人只能将自己对文物艺术品的爱好诉诸市场交易,如在北京多集中于潘家园和宣武区的报国寺,上海是在常德路的旧货摊、福佑路地摊一条街⋯⋯但终因其不合法,只能在“鬼市”交易,或者隐蔽进行。由于当时有许多“文革”抄家的物资陆续被返还,这些物资中的文物艺术品部分成为市场交易的主力。

2001年的杭州收藏品市场

“那时,只要有钱就能买到好东西、真东西,不需要淘,都很便宜。很多我国港台地区甚至来自日本欧美的古玩商和收藏家,都是挑好的买,而且一买近现代大家的字画好几张,拓片一大摞,一买瓷器玉器一柜台。”收藏家金彤回忆说,“很多固定的门市或者旧货市场是打着工艺美术服务部或者民间艺术品交易的旗号来销售古玩的,大家也都没什么固定的收藏方向,看见喜欢的就买点儿,很多爱好者也是跟风走。毕竟当时关于收藏方面的书籍和信息比较匮乏,更没什么资料可以参考,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的藏家才开始分门别类地买,而市场也逐渐细化分解。”

由于交易的暗流涌动已势不可挡,再加上中国文物艺术品的首场拍卖会于1992年在北京槌响,以及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带来的各种经济效益已极为显著⋯⋯诸多动力的推动,让文物艺术品交易开始向多渠道、公开化行进,更迫使相关法规做出修改或者调整。

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全国各地开始有了民间自发的古玩进货集散地,如在北京的潘家园,在1992年已有500多个摊位。其实,之前的潘家园还只是北京周边与外省农村挑担子开拖拉机送民间淘来的旧货古玩过来的聚集落脚之所,完全是沿街摆摊;因几年之间规模益大,而主管部门又关不了、赶不走,于是只能以改造街区的形式要求退街入市,才有了最初的潘家园。1993年,陕西西安第一家文物市场——八仙宫文物市场正式开业,同一批开设的古玩市场还包括书院门、化觉巷等。

有了旧货市场、地摊集巿作为集散地,便不断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流动古董摊贩云集京沪两地,形成最初的文物艺术品交易盛景。而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又有了以陶瓷、竹木、玉石、书画、文房杂件等大类划分的交易细化,再加上地摊式的古玩交易天生拥有的亲和力——可以随意上手触摸藏品,讨价还价相对隐秘但自由,入行门槛低而且相对轻松,使得中国的文物艺术品交易迅速升温,收藏队伍快速壮大。

古玩城+拍卖+地摊式交易

1995年的北京,除潘家园、报国寺两地外,在后海、燕莎、官园、石景山等地也都有了古玩市场。迅速增长的古玩交易和逐步提高的市场需求,让政府逐渐意识到隐藏在旧货中的古玩交易是个不错的产业,值得扶持,于是投资将原位于劲松的“北京市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改建为“北京古玩城”。

因北京古玩城在当年不仅规模巨大——为全国之翘楚,也是亚洲之最——而且将古玩交易的形象提升到一个全新档次,再加上由其组织的古玩艺术品博览会吸引了海内外古玩商、收藏家和收藏爱好者趋之若鹜,所以国内其他城市纷纷仿效建设古玩城。如1996年开始筹划的广州市西关古玩城;1997年始建的郑州古玩城,同年建成的还有吉林古玩城、安徽合肥城隍庙古玩市场;1998年,西安中北古玩城建成;1999年建成的四川成都送仙桥古玩艺术城、山西太原古玩城。

但这也并未削弱古玩“地摊式”交易的猛涨势头。如1997年,北京报国寺古玩市场正式建立,店铺和地摊相结合的经营模式,以及每逢周四、周六的集会,让全国的古玩商贩云集于此,人气爆棚。国内其他城市也陆续兴起一波古玩市场建设潮。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始,中国的文物艺术品交易进入古玩城+拍卖+地摊式交易三驾马车共同拉动的全新时代,而古玩城也成为世界文物艺术品交易中独具中国特色的一道亮丽风景。

北京古玩城及其前身“北京市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

2000年前后,受国际文物艺术品回流潮的影响,北京乃至全国的古玩交易持续火爆,直至2008年遭遇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而短暂遇冷。如影随形,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国内其他城市,古玩城内的生意及其建设自21世纪始进入第二波高潮。

作为北京古玩城的创始人之一,全国工商联民间文物商会会长宋建文对市场的火爆记忆犹深:“当时火的突出标志有两个:一是古玩城开一个火一个,招商一点儿都不成问题;二是多数古玩城有摊位转让费,只是费用有所不同而已。当时由于中国的文物艺术品交易,尤其是拍卖正处在第二阶段的快速增长期;更宏观地来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国内一大批人成了富裕阶层,其中的部分消费力直接转向了文物艺术品交易中,不管是古玩城中的商户还是拍卖公司,营业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我们曾在当时做过粗略统计,一个比较火的古玩市场一年的销售额,有5%的商户收入突破1000万元,最高的突破2000万元。”

后来居上 盛极则衰

回望2000年至2012年间国内古玩城的建设高潮,可以2007年为分水岭,前期的主要表现是,经过几年建设,全国各大、中、小三级城市都拥有一座古玩城,像北京、上海、厦门、西安、长沙、广州等大型城市的古玩城、古玩市场则不止两三个,而且由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自改革开放进入第三个十年后成为各地谋求发展、展示形象的重要理念,使得古玩城的建设不约而同地获得当地政府不同程度支持的同时,体量规模也是后来者居上、勇超前者。

2002年,深圳古玩城经深圳市政府批准后,占地面积45万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各类专业展馆、经营场馆2000多间——而于1995年建成的北京古玩城,最初的总建筑面积才2.62平方米,市场可出租面积近1.038平方米;同年11月,长春古玩城落成,同在长春的长江花鸟鱼文化古玩城也开始招商⋯⋯各地古玩市场的表现基本在演绎 众家争雄、分地割据的局面,也搅起了古玩交易不小的波澜。

2003年3月15日,南京市金陵收藏品市场开业,拥有4000余平方米的室内交易大厅。当年10月,南京古玩城建成。同年建成的还有沈阳鲁园古玩城、荆州古玩城、邯郸古玩城⋯⋯

2004年,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上海静安寺珠宝古玩城开张,成为上海市中心第一家专业经营古玩收藏品的大型室内专业商城;同年5月,广东中山巨龙国际古玩博览城开业;9月许昌古玩城开业⋯⋯2005年,杭州古玩城、重庆三峡古玩城、兰州金城珠宝古玩城、西安无极古玩城相继开业。2006年1月,商丘古玩城开业;5月,荆州古玩城开市⋯⋯

2012年5月开业的上海虹桥古玩城,作为典型的“古玩航母”,体量至今仍是亚洲最大

2007年,北京天雅古玩城和上海中福古玩城的建成,让国内的古玩城建设高潮从追求大体量的粗放型一下提高到了追求高品质的集约型。由于一些专业的房地产开发商、商业运营公司在介入,使得2007年之后花落各地的古玩城项目,大多配套设施齐全,功能多样,业态丰富;而这一发展趋势也导致古玩城和市场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迫使有的古玩市场升级改造,或增开高档次的后期项目。

2008年,古玩界常说的“北有潘家园,南有朝天宫”之南京朝天宫古玩集市于当年年底搬迁至朝天宫古玩城一期项目,同时还开始施工其二期项目,增设宾馆等配套项目。当年,位于合肥市政务区的天徽古玩城(后更名为合肥古玩城)开业,建筑面积月2.9万平方米。2009年,在西安唐长安西市原址上重建的大唐西市国际古玩城开业,该古玩城的总建筑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集文物商店、鉴定中心、拍卖行、典当行、艺术画廊、跳蚤市场等于一体。

2010年,北京古玩城B座开始营业,被称为“古玩艺术品不夜城”。2011年,随着清水塘古玩一条街部分商铺的搬迁,长沙市一年间涌现出4家新的古玩市场:天心阁古玩城、大麓珍宝古玩城、长沙古玩城、白沙古玩城,与此前的湖南省文物总店、清水塘古玩一条街和湖湘文化艺术品市场,基本形成“七雄争霸”局面。同年,湖南大麓珍宝古玩城董事长陈长春还在规划,其掌舵的古玩城四层共计10099平方米,总投资1.5亿元,共设计有标准铺面168个,古玩会所1个,私人博物馆2至3个,建成后将是中南地区最大配套、最齐全的古玩城。

盛极必衰。随着2012年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的急剧萎缩,整体市场进入业界所谓的调整期古玩市场及古玩城也同期遇冷。尽管各地还有古玩市场和古玩城,尤其因古玩城建设高潮的惯性使然,2012年至2016年间,国内还出现了一些“航母”级别的古玩城项目。2012年5月28日开业的上海虹桥古玩城,尽管当时是融经营、会展、高端艺术品会所、拍卖、鉴定、休闲、餐饮、娱乐为一体,号称国内“古玩航母”,但在2014年便出现大面积商铺空置的现象,投资人不得不引入KTV、游戏厅、中餐馆、花卉交易等大面积租户来分担运营成本。2013年,宁波古玩城涉足艺术经营买卖、鉴定、衍生品等多个领域,功能齐全且规模庞大。同年,沈阳最大的艺术品集散中心、古玩行业的“航母”——沈阳龙之梦古玩城对外营业。

有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上海两地的古玩城项目在最高峰时均超过50个。但很快,随着市场调整信号的愈发强烈,征兆的逐年扩散,古玩城中退铺、关门的消息越来越多,打造古玩市场“航母”的宣传也逐渐隐匿。

在北京多家古玩市场的商户出现“关门潮”的同时,“2012年上半年开始,上海的古玩城整体开始出现萎缩,尽管后来有短时间的回调,但仍不明显。2014年秋天,萎缩的现象开始加剧,如果说当时是‘深秋’,到了2015年集体进入‘初冬’,那么2016年,古玩城面临的无疑是‘寒冬’。”上海中福古玩城、中福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佳坦言。

2015年开业的西安欧凯罗曲江国际古玩城,曾是西北地区最著名的“古玩航母”项目

冬眠期持续 分类经营势在必行

宋建文在总结2016年至今的古玩市场发展趋势时表示:“一是场内古玩商品全面进入冬眠期,场外古玩非正常进入市场。由于古玩商品的购买力大幅度缩减——缩减幅度近90%,市场行情继续低迷——客流量下降近60%,古玩商品价格大幅度下滑——下滑近70%,及前几年买入价与现在市场价的巨额倒挂,原先成交活跃的古玩商品几乎全面进入冬眠期。另一方面,场外古玩非正常流入市场的几率却在增加:一是因资金链断流,导致许多企业收藏家抛售古玩,宁可承担价格锐减的损失,这部分古玩正好成为古玩经销商捡漏的猎物。二是间或有急需资金的企业将用于贷款抵押的古玩不得已投向市场,良莠不齐,真假混杂,加上贷款额度与可实现价格的巨大落差,真正成交者很少。”

正因如此,2016年的古玩市场开始显现倒闭潮。“由于古玩市场前几年过分商业化炒作,其间大量非专业市场开办主体跟风而入,在经历了2012年开办巅峰后已迅速跌入低谷,古玩市场的倒闭潮已不可逆转,当年倒闭和转业者的数量超过总量的10%。”宋建文说,“其中有一现象:市场的开办年头与市场倒闭速度恰成反比——市场开办年龄越短倒闭速度越快。最先进入倒闭行列的将是那些古玩元素稀少的古玩市场和场地高额承租而来的二房东型古玩市场。”

连锁反应,在古玩商品进入全面冬眠的形势下,古玩经营者追求经营成本的降低已成普遍做法,甚或唯一做法。宋建文总结当时的现象说:“主要包括三种具体行为:一是固守一地一摊,以往古玩繁华时期狡兔三窟的状态彻底改变。二是减少一地一摊店铺经营面积,追求单一店铺减成本,两家或多家合租一铺的组合型店铺经营模式将会形成一个时期的市场经营时尚。三是要求市场开办者降租金,或者向租金低廉的市场转移。另外,繁荣时期古玩市场购买群体主要包括古玩爱好者、经营者、收藏者、实用者、送礼者五类。曾经一个时期,声势浩大的送礼群体成为主力。这一主力购买群体的减少表现在高端古玩购买数量上和这部分古玩需求群体的购买人数上。据市场权威人士估计,送礼需求群体以往购买金额保守计算不低于市场营业额的60%。由于送礼群体的退出,造成市场购买力和购买额锐减,古玩经营者之间串货成了当前古玩市场交易的主体和主旋律。多数专家认为,这种购买主体的颠覆性变化不值得大惊小怪,恰恰体现了市场在理性回归。”

锦州古玩商城曾多年被评为全国十大古玩市场之一,也是文化部命名的“文化产业基地”

经过2017年的进一步调整,2018年的古玩市场发展趋势,在宋建文看来将表现出五大趋势:

一、由于我国古玩市场的管理水平尤其是有形市场的管理水平还处于中低级阶段;所以,面对行情持续低迷导致的退租、关店,以及互联网对实体经营的深远影响等,导致的市场摊位空置率越来越高、竞争愈加激烈,古玩市场的管理者一时半会儿很难拿出创新的解决手段,降租就成各家争相效仿的主要手段。

二、古玩经营模式探索空前活跃。自20世纪90年代末金融危机起,古玩商业经营模式的创新呼声就此起彼伏,诸如在古玩市场搞各种活动类别和方式的探索,花样翻新的古玩会所模式、多种金融形态和金融主体涉足古玩商业领域、设立古玩研究院等多方文化兴市意愿的努力。“客观地讲,上述探索尚无任何一种收到明显的预期效果。”宋建文认为,“虽然普遍认为文化兴市是今后古玩商业发展的希望,但如何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仍会困扰今后一个时期的古玩经营。”

三、古玩展会大幅度缩水。“一是展会总体数量减少。因展会客流量减少、购买力减弱,即使国家资助不收展位租金的古玩展会,也会因成交低迷致使参展欲望骤降。”宋建文说,“二是不得不办的展会项目宁可改头换面。许多古玩展会已连续几年在缩减面积挣扎,把希望寄托在有朝一日的行情回暖,但事与愿违,这必将有不少展会停办,或将展会转移到不花钱或少花钱的场地举办。”

四、市场信用危机在加剧。不管是2018年年初曝出的假画案,将影响未来若干年的市场发展,还是随着藏家群体的不断成熟和理性,古玩市场的寒冬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前两点引起的市场深度调整,不仅全面而且深入,谁都不能幸免。谁还想浑水摸鱼,弄虚作假,谁就会被市场很快淘汰。

五、高端藏品和普通艺术品的分类经营将势在必行。行情下滑迫使市场中的不同群体,如古玩经营者与市场开办者开始思考各自的准确定位,寻找有效的经营思路和经营模式,而市场的专业化细分以及服务的不断提升,会让古玩交易走上高精尖藏品和物美价廉的藏品两极分化的道路,这在业界已成共识。

对于未来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该如何继续前行,国家文物局博物馆、社会文物司副司长邓超认为,如何实现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跃升,是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客观来讲,目前文物市场领域,很多市场要素发育不健全,存在发展不充分、不协调的问题,需要在结构上更加优化。国家文物局将着力服务于文物市场发展需要,在增加市场有效供给、拓展流通渠道等方面出台政策措施。比如通过探索开展文物流通领域‘登记-交易’制度试点,完善民间收藏文物入市流通机制。比如通过优化文物经营准入门槛、规范互联网文物经营活动、支持文物经营主体创新发展,完善文物市场体系。比如通过推动减税促进海外文物回流,培育引导新兴收藏热点,优化文物市场环境等措施,打造新时代文物市场发展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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