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上海书展 让我迷恋的八个理由

俞晓群/文

  近日,我在上海理工大学参加“沪江草鹭书籍装帧研究中心”成立活动,期间有两件事情让我至今记忆:一是网上有评论说,能够聚集多位海内外书装与藏书界的大腕,如吕敬人、王强和英国书籍装帧家Mark Cockram等莅临上海,可见这座城市与学府的魅力;再一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阚宁辉先生前来祝贺,他在发言中谈到,有这么好的项目落户上海,实在是上海出版界的幸事。他还说:“这让我回忆起五年前,俞晓群为第十一届上海书展写的那篇文章《书展,为上海文化增添记忆》,至今使我感动。我们真心欢迎能有更多的人,带着他们的创意与激情,来上海创业、做事。”

  现在,第十六届上海书展临近。当我的思绪如以往一样,再度迈入“书展模式”的时候,我发现在我的脑海中,种种往事历历如昨,新鲜生动;件件新思纷纷呈现,充实诱人。此时,我又想起许多年前,有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多来上海做事吧,那里是你的福地。

  确实,我是一个相信缘分的人,历史的缘分,文化的缘分,时代的缘分,情趣的缘分,血脉的缘分,师友的缘分,总之回顾自己的出版之路,人与社会的契合,始终会在上海这座城市中找到恰当的节点,好的创意,好的作者,好的书稿,好的读者,一桩桩一件件,总会在这里出现。这不是缘分,还会是什么?所以当有媒体问:您能为第十六届上海书展说点什么?我不用思考,口中自然涌出那么多迷恋这座城市、这场文化盛会的理由:

  百余年积淀下来的文化与出版传统,最值得我们追随与迷恋

  其一,我迷恋这座城市的文化与出版传统。在此前100多年的时间里,上海城市文化的地位,始终受人瞩目。如有观点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中国报业、出版业、电影业、演艺业和娱乐业的中心,只有学术中心在北京。”有这样的历史评价,首先受惠于沿海与江浙文化的人文地理优势,其次还有两个重要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晚清以来,海外文化的进入,如西方传教士带来活字印刷、书刊出版与发行等崭新的城市文化元素;二是上世纪初,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的涌入,正如熊月之先生指出,晚清上海崛起一个新型的文化人群体,即戊戌变法时期,约1200人,到1903年增加到3000人,1909年增加到4000人。他们在许多方面与传统士大夫不同:他们有着较新的知识结构,较好的西学素养,以及比较相近的价值观念与人生观。他们不再把读书做官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取向;往往凭借新的知识,服务于新式报馆、书局、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张元济先生等人正是其中一员。有了这样的文化基础,上海一度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许多著名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亚东图书馆、开明书店等,都在上海诞生;许多著名的出版家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汪孟邹、邹韬奋、胡愈之、巴金等,也在这里孕育出来。上世纪初的40年间,上海出版业处于全国的绝对优势地位,比如抗战期间,单是一家商务印书馆的出书总量,就曾经占到全国的50%以上。后来,时代变迁,虽然上海的文化资源有所分化,但其百余年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还在,最值得我们追随与迷恋。

  其二,我迷恋这座城市的影响力。尤其是百年以降,上海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弱化,而是以多种形式持续发展着。从上海产生的许多优秀人物,已经把沾满海派气息的文化积存,在海内外不断发扬光大,诸如在港海派、在京海派等一些文化群体的产生,都表现着海派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多年前我曾出版一本小书 《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向百年以来11位优秀的出版家致敬,其中绝大多数人物:张元济、王云五、胡愈之、巴金、叶圣陶、邹韬奋等,都曾经在上海从事出版工作。后来许多出版机构从上海迁至北京等地,但海派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始终绵延不绝。像在北京,1958年陈翰伯先生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上任之初,还是首先回到上海,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资料收集起来。他在一份材料中写道:“我1959年在上海办事处查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以后都运到北京,我想把商务的历史作为研究项目,我请胡愈之等人做了馆史的报告,后来就设立了馆史研究室,举办展览会,和65周年的纪念。”还有著名出版家沈昌文先生,他出生上海,进京从事出版工作近70年。直到今天,他逢人还喜欢开玩笑说:“阿拉是上海的小赤佬。”

  群峰并立,充满理想与热情

  其三,我迷恋这座城市的生命力。

  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上海出版始终保持着他的历史传统与风度;一旦迎来社会复兴的机会,上海人总会显示出超群的敏感与精明,迅速占领文化发展的先机。比如几年前,我曾经出版过陈昕先生的著作《出版忆往》。陈昕先生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出版界的领军人物,他在书中讲述的一个观点,让我至今倍感震动。他说上海出版人的追求,不是一座高峰,而是一片高原;而这一片高原,正是由一座座高峰连绵汇聚而成的。上海出版界是一个制造高峰的文化群落,一代代有理想的出版人,正是用他们亲手奉献的一本本好书,搭建起一座座文化高峰。正是有了这样的传统和承继,才有了今天上海出版群峰并立的辉煌。再者陈昕先生的观点,也从一个侧面阐释了上海出版界的理想与追求。近来我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及文景、上海书店出版社,还有东方出版中心、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等有接触,经常被他们的理想与热情所感动。因此,作为一个出版人,能在这样的城市里参加书展,能在这样的城市里“与书共舞”,我们得到的感受自然不同。

  其四,我迷恋这座城市的商业环境。有观点说,在许多国家的城市布局中,往往会有两个重要城市为伴,一个是首都,还有一个是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比如美国的华盛顿以及纽约,意大利的罗马以及米兰,加拿大的温哥华以及多伦多等等。那么中国呢?首都北京之外,还有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他们都能够成为另一个伴生的重要城市,其标志不仅在商业,更在文化。我觉得,在世人的眼中,上海是有这种担当的城市之一。作为一个从事文化企业建设的人,走南闯北,恍然几十年过去,如今回望以往,你现身最多的城市是哪里呢?在东北工作时,我经常往上海跑;在北京时,我还是经常往上海跑;如今北京草鹭文化树帜,从创意、创新、创业,更要经常往上海跑。跑着跑着,甚至连主体业务都要在上海扎根。为什么?因为相对而言,这座城市的商业氛围浓郁而健康,精细而成熟。这里有优秀的商业伙伴,他们大多有较好的职业素质与契约精神;这里的文化与商业环境,更有服务精神,比如:媒体合作,有澎湃、文汇等优秀传媒;文化活动,有思南书局等优秀机构;印刷品质,有雅昌等优秀厂家;周边文化群落,有南京、苏州、杭州……找寻超级优秀人物加盟,这里有太多太多的可选择性。其实当代优秀的企业家,更应该是一位组合大师,而上海这座城市,恰恰会为你提供多种组合的可能。他的城市布局,更像是一个金色丝线织成的网络,让一切运行都显得那样自然而然、有条不紊;一切复杂的活动,都会在那里找到恰当的运行轨迹。

  当今中国最好的书展——“为价值搭台,向品质致敬”

  其五,我迷恋上海书展的文化定位。回忆我从事出版工作已近40年,参加过世界上许多书展,其中参加最多的有三家:一是北京国际书展,二是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然后就是上海书展了。其实在更早的时候,也就是上海书展之前,举办“文汇书展”的时候,我就是它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而且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从未间断。为什么?我记得在某一届上海书展上,组织者提出的口号是“为价值搭台,向品质致敬!”这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我。

  在那一年,我曾经写文章称赞道:价值与品质,这两个关键词,进一步印证了人们的感觉:一座城市崛起的霸气,就这样一点点显露出来。拆开来解释,所谓“价值”,表现在上海人对优秀图书的尊重,对精英作者的尊重,对懂书读者的尊重。他们不把书展办成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也不搞过度商业化的大排档、大卖场、大戏台;不媚俗、不唯利是图、不见利忘义。上海人能够有这样的坚持与定性,正是价值二字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所以他们才会在短短十几年间,创造出当今中国最好的书展。

  再说“品质”,它表现在学术机构和精英学者的到来。你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书展主题活动背后,书展组织者设置的不是娱乐明星,不是投机者,不是猎奇者,不是嫩模、作秀、卖萌、八卦、爆料、杂耍等一些低端的事件,当然上海并不缺乏这方面的商业环境与运作能力,也没有排斥他们的存在;但组织者在书展的主题设计中,绝不允许掺杂这样的东西。书展的品质,更需要一些沉稳的学术机构、资深的作家与学者,以及一些风度翩翩的海内外文化精英的支撑。有了他们的基奠,上海书展才会表现出优雅的气质、健康的格调和君子的风度。

  上海书展的文化氛围,出版人的福地

  其六,我迷恋上海书展的文化氛围。因为上海是我组稿最多的地方。回顾自己的出版经历,毫不夸张地说,我在上海组织的书稿最多,作者最多。像我曾经组织出版的《万象》杂志、“万象书坊”“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海豚书馆”等,其中许多资源都取自于上海;我的许多作者和策划人,也都来自上海。及此,我还想起2011年之后,我一直在组织整理上世纪上半叶许多散失的典籍,经常会来上海向专家们请教,去上海图书馆、大学图书馆、老牌出版社,找寻那些文化经典的遗迹。整理出《幼童文库》《小朋友文库》《小学生文库》等大批童书;整理出《林纾译文全集》《中国近现代美术期刊精品库》等大批馆藏资料。当然,还有在京海派的专家如谢其章先生的帮助,还有北京潘家园等地淘书的辅助。那样一些经历与感受,甚至让我经常想起“礼失而求诸野”的那一句老话。

  其七,我迷恋上海书展,因为那里是发布新书最好的地方。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我就养成了在上海及书展期间发布新书的习惯:1987年,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编“当代大学书林”,在上海开发布会,有汪道涵先生参加。1990年代,在上海策划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万象书坊”和《万象》杂志。2000年,在上海书展发布《幾米绘本》,宣读反盗版宣言;与上海贝塔斯曼公司研讨,合资成立辽宁贝塔斯曼发行公司。2009年,我来到北京海豚出版社工作,开始与沈昌文、陆灏等人编辑“海豚书馆”,翌年在上海书展上发布。2010年之后,我们几乎每一年都在书展期间,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组织“两海文库”座谈会,还邀请大批作者陆续来上海书展签售新书或参加活动……

  其八,我迷恋上海书展,我的热情至今还在延续。单说今年草鹭文化的奉献,一是沈昌文先生已经88岁了,我们为他出版《八八沈公》,许多沈公的旧雨新知,如王蒙、王充闾、葛剑雄、吴彬、赵丽雅、陆灏、郑勇等欣然命笔,留下真情文章,时代印记。沈公年事已高,这些年不再轻易出京,若外出只去两地:一是去美国看女儿,再一是去上海看书展。今年书展他还会来,参加《八八沈公》新书发布会。二是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书楼探踪》,韦力先生有签售,他还会与毛尖有一场对谈。三是江晓原先生的《性学五章》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将发布。四是陈子善的《说徐志摩》,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会发布;还有冷冰川、凌子的《凌听》,也在全力制作之中。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 责任编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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